《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 对品种权方维权有何新的变化？如证据标准等等

《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 对品种权方维权有何新的变化？如证据标准等等

核心回应
本轮在前两轮对品种同一性鉴定关键证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新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进一步聚焦该《指引》为品种权方维权带来的系统性新变化。总体而言，《指引》对品种权方构成重大利好，其核心变化在于：将以往散见于个案裁判中的有利规则系统化、制度化，构建了“多元技术查明路径 + 证明责任合理转移”的双轮驱动机制，显著降低了品种权方的举证难度和维权门槛。具体体现在对照样品选择层级的明确化、单方委托专家意见的救济路径打通、分子标记检测方法的开放性认可，以及全流程规范下对侵权方抗辩空间的压缩。
具体分析
一、对照样品选择规则层级化，为权利人自行举证提供明确操作路径
《指引》第11条首次以体系化方式明确了对照样品选择的四级层级结构，这对品种权方是重大程序性利好。根据《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二现行有效的规定，对照样品的选择顺序为：①品种权授权机关保存的标准样品；②标准样品的基因指纹图谱；③其他官方机构保存的可靠样品；④权利人自行提供的繁殖材料或指纹图谱。
这一层级化规定对品种权方的核心价值在于：当官方标准样品缺失时，不再意味着维权无门。《指引》明确允许权利人自行提供对照样品，并给出了法院审查该类样品时应考量的具体因素，包括“样品来源、保存过程、送检过程、品种特征特性，权利人关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未发生移栽、换冠等改变的证据或者说明”。这为品种权方在官方样品缺失的常见困境下，指明了清晰的举证方向和证据组织要点。品种权方应据此提前准备授权品种母株溯源证据、保存过程记录等材料，以支撑自行提供样品的可靠性。
参见：
《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二

二、单方委托专家意见的救济路径全面打通，二审仍有补救机会
《指引》第25条、第26条对品种权方单方委托鉴定后遭遇不利后果的情形，提供了明确的救济通道。根据《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三现行有效的规定，当法院因“对照样品来源不明等”情形未采信权利人自行委托的专家意见时，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经释明后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的，具备鉴定条件的“应当予以准许”。更为关键的是，第26条明确规定，一审法院因上述原因未采信权利人自行委托的专家意见，权利人在二审程序中申请委托鉴定的，具备鉴定条件的，二审法院“应当予以准许”。
这一变化对品种权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732号入库案例案中，品种权人单方委托的检验报告因对照样品来源不明未被采信，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而《指引》施行后，品种权方在一审单方委托意见被否后，不仅可在一审中申请法院委托鉴定，即便一审败诉，在二审中仍有申请法院委托鉴定的程序权利。这实质上是为品种权方提供了“二次举证”的程序保障，大幅降低了因单方委托鉴定存在瑕疵而导致彻底败诉的风险。品种权方应充分利用这一规则，在一审或二审中及时提出鉴定申请。
参见：
《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三
（2021）最高法知民终732号

三、分子标记检测方法开放性认可，MNP标记法获明确肯定
《指引》第10条对分子标记检测方法的选择作出了开放性规定，明确“分子标记检测方法包括简单重复序列（SSR）、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多核苷酸多态性（MNP）等方法”。对于尚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品种，只要“采用该植物品种领域普遍认可或者行业通用的分子标记鉴定方法的，人民法院可予认可”。
这一规定与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高度一致。在《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典型案例》案例一现行有效“香雪”栀子花案中，二审法院明确认定“分子标记检测与田间观察检测为并列的鉴定方法，并非必须适用或者优先适用田间观察检测方法”，并认可参照《植物品种鉴定MNP标记法》国家标准对栀子属品种进行检测的结论。该案还明确指出，检测结论科学性的考量重点在于“检测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检测技术能力”，而非是否具有该品种的专项鉴定资质。
这对品种权方意味着：在尚无专门检测标准的品种领域，维权不再因“无法鉴定”而受阻。品种权方可积极主张适用MNP标记法等已获国家或行业标准认可的技术方法，并重点论证检测机构的“技术能力”而非形式上的“鉴定资质”，从而有效突破技术查明瓶颈。
参见：
《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二
《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典型案例》案例一

四、证明责任转移规则进一步细化，侵权方抗辩空间被压缩
《指引》第16条、第17条、第21条对证明责任转移规则进行了细化，进一步向品种权方倾斜。根据《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二现行有效的规定，鉴定意见记载的品种间差异位点数为零或结论为“极相近”“相同”的，法院“应当认定”具有同一性；差异位点小于但接近临界值的，由被诉侵权人对二者特征、特性存在不同承担举证责任。在亲缘关系认定上，鉴定意见认为“疑似具有亲缘关系”的，法院可“初步认定”侵权成立；即便结论为“亲缘关系不确定”，若被诉侵权人仅主张未使用授权品种但未提交培育记录、育种材料来源等证据，法院“可以认定”侵权成立。
这一规则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将举证不能的风险系统性地配置给侵权方。品种权方只需通过科学鉴定将待证事实证明到“高度近似”或“疑似具有亲缘关系”的程度，举证责任即发生转移。侵权方若无法提供育种记录、亲本来源等反驳证据，将直接面临败诉后果。品种权方在诉讼中应善用这一规则，在鉴定意见有利时，明确主张举证责任已转移，要求侵权方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参见：
《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二

诉讼策略建议
基于《指引》带来的上述新变化，品种权方在维权策略上应作如下调整：

对照样品准备前置化：在启动维权前，首先核查授权品种是否存在官方保存的标准样品。若不存在，应立即着手准备自行提供样品的证据链，包括母株溯源记录、保存过程记录、未发生移栽换冠的说明等，以满足《指引》第11条的审查要求。

鉴定方法选择策略化：优先选择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分子标记检测方法（如MNP标记法、SSR标记法）。对于尚无专门标准的品种，应积极论证所选方法属于“该植物品种领域普遍认可或者行业通用”的方法，并重点证明检测机构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

单方委托与法院委托的衔接：在单方委托鉴定时，应严格确保对照样品来源清晰、检测程序规范，避免出现《指引》第25条所指的“对照样品来源不明”等瑕疵。若一审中单方委托意见未被采信，应立即依据《指引》第25条申请法院委托鉴定；即便一审败诉，在二审中仍可依据第26条申请鉴定，切勿放弃程序权利。

举证责任转移的主动主张：在获得有利的鉴定意见（差异位点数为零、极近似、疑似具有亲缘关系等）后，应主动向法院主张举证责任已转移至侵权方，要求侵权方提供育种记录、亲本来源等反驳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多元查明路径的综合运用：除委托鉴定外，品种权方可依据《指引》第3条，综合运用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申请技术调查官参与、申请专家陪审等方式，从多角度强化技术事实的证明，形成立体化的证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