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对植物新品种权利方维权的影响？

分析《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对植物新品种权利方维权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法〔2026〕48号、以下简称《指引》）。《指引》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权民事和行政纠纷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准确性、规范性，以更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实查明和更具针对性的法律标准，有力保障有关案件公正高效审理。

 

以《指引》条文为核心，结合三个典型案例的裁判要旨，搭建“规范依据—事实匹配—影响评估”的分析框架。首先，逐条梳理《指引》对鉴定方法选择、对照样品来源、检测报告审查、证明责任转移等关键环节的新规定，并与原有司法实践对比。其次，将典型案例中法院的裁判逻辑 与《指引》条文对应，验证新规的实操效果。最后，综合评估《指引》对权利人维权成本、举证难度、诉讼周期及胜诉率的整体影响，形成初步结论后，再通过交叉检索相关学术评析与实务解读进行核查修正，确保分析结论的准确性与前瞻性。

 

根据最新《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及配套典型案例，结合相关法规与司法实践，该《指引》对植物新品种权利方的维权将产生深远且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举证难度降低、技术查明路径多元化和诉讼效率提升。

 

概述

本案分析对象是最高人民法院新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该《指引》并非法律修改，而是对现行法律框架下技术事实查明规则的体系化、精细化操作规范。其对权利人维权的核心影响在于：通过明确和拓宽证明路径、合理分配证明责任、细化证据审查标准，实质性地降低了权利人的维权门槛，同时对其举证勤勉义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下文将围绕《指引》对维权举证、证明责任、查明路径三大核心争议焦点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

 

具体分析

一、权利人自行委托检测报告的证明力得到明确，维权启动成本降低

《指引》首次以专门文件形式，系统规定了当事人自行委托专业机构或人员出具的专家意见（下称“单方检测报告”）的审查规则，这实质上放宽了对维权证据形式的要求，使权利人在起诉前即可获得有力的初步证据。

 

首先，在一般规则层面，《指引》确认了单方检测报告的法律地位，并将其审查标准与法院委托鉴定意见对标。《指引》第24条明确，对于此类专家意见，应参照鉴定意见的审查规则进行审查，重点审查样品关联性、对照样品来源、机构与人员的专业能力、检测方法的科学性、程序的规范性、报告内容的完整性以及中立性等七方面。该条规定将以往散见于各案裁判中的审查要点进行了系统归纳，为权利人提供了明确的自证标准。与之相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四十一条现行有效中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出具的意见，对方有证据或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法院应予准许。该规定从反面认可了单方委托意见的证据资格，而《指引》则从正面明晰了其获得采信的具体路径。

 

其次，在典型案例层面，“香雪”栀子花案即为最佳注脚。在该案中，权利人单方委托机构参照国家标准《植物品种鉴定MNP标记法》出具了《检验报告》，结论为被诉侵权品种与授权品种“极近似或相同”。二审法院结合《指引》精神，未采信被告关于“检测机构无专项资质”的抗辩，而是从对照样品来源清晰、检测方法科学（参照国标）、比对位点数量多且具备多态性等角度，实质审查并确认了该报告的证明力，将反驳的证明责任转移至被诉方。在（2025）最高法知民终202号中，法院认为：对于尚无分子标记检测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品种，可参照适用相关国家标准进行检测，检测机构只要具备相应检测技术能力，其出具的检验报告即具有证据资格。

 

结合《指引》的规定与相关案例，权利人维权时应注意：单方检测报告的采信核心在于“可信”，而非必须具备特定资质。权利人应确保：第一，被诉侵权物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来源清晰，并对购买、封存、送检全过程进行如实记录，形成闭环；第二，对照样品应优先选择《指引》第11条规定的层级来源，在无法获取标准样品时，须对其自行提供样品的来源进行充分说明和证明；第三，选择的检测机构和检测方法应遵循《指引》第10条、第24条的规定，在尚无国标或行标时，应采用行业普遍认可的检测方法，并论证其科学性。单方检测报告的证明力被有效激活，权利人在启动维权时，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完成初步举证，迫使被诉方进行实质性答辩或申请重新鉴定，有效改变了以往权利人因无力启动正式鉴定而陷入举证僵局的局面。

 

有利因素在于，《指引》为权利人如何规范举证提供了详尽的行动指南，极大地增强了维权行为的可预期性。不利因素则在于，《指引》第25条赋予了法院全面、实质审查的职责，即使对方未提出异议，法院仍可能因报告存在瑕疵而不予采信，这对权利人的举证勤勉义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四十一条

（2025）最高法知民终202号

 

 

二、证明责任转移规则细化，权利人的举证难度大幅降低

《指引》的一大亮点在于将复杂的技术事实认定与证明责任分配紧密衔接，通过设置可操作的证明责任转移节点，使得权利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完成举证，将后续的反驳责任转移至被诉方，有效缓解了品种权侵权举证难的老问题。

 

首先，在“差异位点接近临界值”的情形下，《指引》第16条明确规定，分子标记检测结论为差异位点小于但接近临界值时，由被诉侵权人对被诉侵权物与授权品种特征、特性存在不同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对已有司法实践的成文化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二十三条现行有效的规定，在接近临界值的情况下，被诉侵权人若主张二者特性不同，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法院也可依申请采取扩大位点加测等方法进行认定。而《指引》将这一规则明确并细化了操作条件。

 

其次，在“亲缘关系认定”规则中，《指引》第21条进一步降低了权利人的举证门槛。该条构建了一个“三分法”的证明框架：第一，鉴定意见认为“疑似具有亲缘关系”的，法院可以初步认定亲缘关系存在；第二，鉴定意见认为“亲缘关系不确定”时，若被诉侵权人仅口头否认但未提供培育记录、育种材料来源等实质性反驳证据，法院即可认定亲缘关系存在；第三，仅在鉴定意见明确“不具有亲子关系”时，才初步认定不存在亲缘关系。这实质上是在亲缘关系这一复杂技术问题上，将一个完全由权利人证明的事项，转变为由被诉方在特定情形下负有“说明”或“举证”的义务。在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六批）9.“WH818”玉米案中，法院即是在鉴定结论为“疑似具有亲缘关系”，且被诉方未能提供亲本来源信息的情况下，推定其构成侵权。

 

结合本案《指引》规定，权利人的举证策略应更加灵活：在证据保全和提起诉讼时，无需企求获得一份百分百确证的鉴定报告。只要能将鉴定结论推进到《指引》第16条或第21条规定的“临界值”或“疑似”状态，即可将案件的证明皮球踢给对方。例如，在对杂交种亲本进行维权时，权利人只需取得一份结论为“疑似具有亲缘关系”的检测报告，即可完成初步举证。对方若要免责，就必须拿出详实的育种档案和亲本来源记录来自证清白，这大大增加了被诉侵权方的抗辩门槛。

 

有利因素显而易见：该规则将证明困难从权利人转移至更接近相关育种信息的被诉方，符合证据距离原则，极大提高了权利人胜诉的可能性。不利因素在于，规则的启动有赖于鉴定程序的有效推进，如果因费用高昂或鉴定不能而无法获得任何鉴定意见，则无法实现责任的转移。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六批）9.

 

 

三、多元技术查明路径的构建，为权利人提供了降本增效的组合策略

《指引》通过构建“委托鉴定、专家意见、专家辅助、技术调查、专家陪审、技术咨询”六位一体的查明体系，改变了以往主要依赖司法鉴定的单一模式，赋予权利人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最优维权路径的主动权，对缩短维权周期、控制维权成本具有直接效果。

 

首先，从法律依据看，《指引》第3条将多种查明方式并列，为权利人构筑了分层式、可组合的证明体系。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权利人可通过《指引》第24条规定的自行委托专家意见的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完成起诉和诉前调解的举证任务。对于案件核心争议，可通过《指引》第5条申请法院启动正式的司法委托鉴定。同时，为帮助法庭理解复杂技术并增强己方主张的说服力，权利人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现行有效及《指引》第29条，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意见、专家意见进行解释、质询，将专业术语转化为法庭能够理解的法律语言。这相当于为权利人配备了一位“技术翻译官”，可以有效避免因技术问题说理不清而导致证据不被采信的风险。

 

其次，在诉讼制度的应用上，《指引》也赋予权利人新的程序武器。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现行有效，技术调查官的职责包括明确技术争议焦点、调查取证、参与庭审并询问当事人等，其技术调查意见可作为合议庭参考。虽然启动权在法院，但权利人可主动向法庭申请或建议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特别是在面对对方专家或晦涩的鉴定报告时。进一步地，根据《指引》第33条，权利人甚至可以在一审程序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现行有效的精神，结合《人民陪审员法》的规定，建议法院选任具有育种、检测等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在（2013）甘民三终字第63号最高法指导性案例“金海5号”玉米案中，法院即通过委托鉴定、要求检测中心解释说明、由被诉方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等多种方式综合查明了技术事实。

 

在实践中，这些路径的组合应用能产生极佳的效果。例如，在一种常见的情境下，权利人可以首先自行委托检测，取得一份结论为“近似”的报告（低成本启动）；在对方反驳或法院审查有异议时，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核心证据）；同时，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方法的选择（如MNP标记法的科学性、位点代表性等）向法庭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必要时，申请或接受法院派出的技术调查官参与，让专业人士之间的对话成为庭审的重要部分。这一套“组合拳”能够有效打通技术事实与法律认定之间的壁垒。

 

有利因素在于，多种路径赋予了权利人极强的策略灵活性，可以根据案件的诉讼标的、争议复杂度和自身财力进行定制安排。不利因素在于，这要求权利人及其代理律师对专业知识有深刻理解，能够准确判断何时、以何种方式启动哪一条路径。若选择失当，不仅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可能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此外，专家辅助人等技术人员的费用，虽可作为合理开支主张，但初期需由权利人垫付，存在一定的资金占压风险。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第一条

（2013）甘民三终字第63号

 

 

四、鉴定方法体系与审查规则重塑，维权结果更具可预期性

《指引》不仅提供了多种查明路径，更深层次地统一了技术事实认定的“度量衡”——即鉴定方法的适用规则和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往因标准不一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痛点，使维权结果更具可预期性。

 

首先，《指引》第10条和第22条妥善处理了分子标记检测与田间观察检测（DUS测试）的关系。在过往实践中，曾有观点认为DUS测试是本领域的“金标准”，法院在两种检测结论冲突时应一律以DUS测试为准。《指引》第10条明确两者是并列的鉴定方法，当事人和法院可根据案情自行选择，而第22条则规定，当两者结论不同时，才以田间观察检测结论为准。这一规则体系传递的信号是：分子标记检测（如SSR、SNP、MNP）因其高效、便捷、客观等优势，可作为常规鉴定方法，仅在出现矛盾时才诉诸更终局但也更耗时耗力的DUS测试。这为权利人优先采用分子标记鉴定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基础。在（2025）最高法知民终202号“香雪”案和（2023）最高法知民终113号“百农207”案中，法院均支持了分子标记检测结论的证明力。

 

其次，《指引》第15条构建了“核心位点—扩展位点—特异位点”的分层检测体系，而第18条则严格限定了“扩大检测位点加测”的适用条件，即必须以“差异位点小于但接近临界值”为前提，且加测位点需满足遗传多态性、与表型强相关、属于普遍认可的方法等四要件。这在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六批）7. “WG646”玉米案中即有体现，法院否定了被诉方随意选取非标准位点进行加测得出的结论。对于权利人而言，这意味着对方不能轻易通过更换一批检测位点来推翻已形成的鉴定意见，确立了鉴定结论的稳定性和终局性。

 

再次，《指引》第19条和第24条对“尚未建立国标或行标”品种的鉴定意见审查指明了方向，要求着重审查引物的代表性和数量、图谱建立是否符合科学规律。结合最高法发布第五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例5 “红运来”案和（2025）最高法知民终202号“香雪”案的裁判观点来看，新规对权利人十分有利：即使缺乏专属的检测标准，只要参照通用的国标（如MNP标记法），并由具备技术能力的机构操作，使检测方法足以科学精准区分不同品种，即可达到证明目的。这在《最高法发布第五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例5》中得以体现，法院认定了参照MNP国标的鉴定意见可作为证据，避免了因标准空白而导致权利无法获得救济的情况。

 

综合来看，这种规则的重塑和细化，大大压缩了被诉侵权方利用程序空隙干扰司法判断的空间，使得案件从立案、举证到裁判的整个流程变得更加透明和可预期，实质上强化了对品种权的保护力度。有利的方面在于，权利人能够更准确地预估案件走向，降低决策风险。不利的一面在于，这些规则的熟练运用需要极高的专业门槛，权利人需投入更多前期资源来寻找和筛选合适的法律及技术团队。

 

参见：

（2025）最高法知民终202号

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六批）7.

最高法发布第五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例5

 

 

诉讼策略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权利人在新《指引》框架下，应构建“分级递进、多元组合”的主动维权策略。

诉前准备阶段，重心在于“固证”与“初检”。首先，要严谨取证。依据《指引》第7条，权利人应通过清晰、真实、可追溯的方式取得被诉侵权物，并详细记录购买、收取、封存的全过程，确保待测样品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强关联性。公证取证虽非强制，但仍是首选方式。其次，可实施自行委托的初检。选择《指引》第10条认可的检测方法，并注意对照样品来源的层级性（优先寻求官方标准样品或其指纹图谱），形成一份形式上符合《指引》第24条要求的专家意见，以此作为起诉的敲门砖和谈判的筹码。

诉讼程序启动后，策略核心在于“启动鉴定”与“转移责任”。若诉前自行检测报告因瑕疵被挑战，应果断依据《指引》第25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委托司法鉴定，尤其是在二审中，应根据《指引》第26条积极争取启动鉴定的机会。在鉴定推进过程中，运用好《指引》第16条和第21条的证明责任转移规则，只要鉴定结论进入“临界值近似”“疑似具有亲缘关系”或企业无法提供育种记录的状态，即可主张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方。

庭审对抗阶段，关键在于“多元查明”与“组合出拳”。应根据案情组合运用《指引》提供的多元查明路径：

 

策略路径       适用场景       具体操作方法

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对方就检测方法、位点科学性、报告数据提出专业质疑，或己方需要向法庭阐明复杂技术优势时      聘请具备相应背景的技术专家，对鉴定意见的科学依据进行解释，对对方观点的漏洞进行专业反驳，将技术语言转化为法律语言

建议法庭指派技术调查官   案件技术事实极其复杂，合议庭当庭难以理解，或双方专家各执一词时   主动向法庭提交书面申请，阐明技术事实的复杂性和查明困境，建议启动技术调查程序，使技术问题在更为理性、专业的程序框架内解决

建议选任专家型人民陪审员      案件在一审阶段，且涉及田间种植、育种等背景知识时       在一审程序中，依据《指引》第33条，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建议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士参审，以确保合议庭对技术问题的理解与决策更加贴近实际

关键证据组织清单

在新的规则下，权利人应围绕以下核心要点组织证据：

权利基础证据

（1）《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2）《缴纳品种权年费的凭证》

（3）《品种权说明书》或《专家实质审查报告》

侵权主体与行为证据

（1）公证购买的侵权物（种子、种苗等）及封存实物

（2）购买过程中的所有凭证，如发票、收据、付款记录等

（3）被诉侵权产品的包装袋、标签、二维码扫描信息

技术事实查明证据

（1）进行鉴定、检测所需的被诉侵权物

（2）对照样品（优先选择提取自官方保藏中心的授权品种标准样品）

（3）检测机构的资质证明、检测方法说明（若为自行委托）

待核实事项

（1）被诉侵权方的具体生产经营规模和销售网络，以辅助确定赔偿数额

（2）被诉侵权物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的可能性

总结

《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由粗放向精细、由形式向实质的关键转型。一方面，它通过激活当事人自行委托专家意见、构建多元查明体系、降低亲缘关系证明门槛、细化证明责任转移规则，实质性地降低了品种权人的维权门槛和举证难度。另一方面，它也对权利人提出了更高的“勤勉举证”要求，即必须确保样品来源的合法性、清晰性，以及检测方法的科学性和报告的规范性。

 

综合来看，《指引》为权利人编织了一张更为严密和灵活的保护网。权利人的维权成功与否，已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能否善用这份路线图，在诉前、诉中等不同阶段，组合运用多种查明机制，将技术事实有效转化为法律事实，最终将举证困难的皮球踢至被诉方，实现对自身核心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